我是一个特别恐高的人。我从来不敢玩过山车,迫不得已坐Parasailing时会全程闭眼,只求早点降落,乘热气球时会紧紧抓住绳索,恨不得蹲在筐里。就是这样的我,特别喜欢一本童书《高空走索人》。
从奔哥一岁到现在,来来回回不知道给他讲过多少遍了。他特别喜欢,我每次看,也都觉得被震撼,能感受到从彩绘里传递出来的不可抗拒的自由的力量。
“他并不是在看高楼,而是在看两座高楼间的距离。他想,要是在楼顶间拉一条钢索,在上面走一回,那可太棒啦!这个念头一闪现就挥之不去,他必须做这件事。他就是这样的人:看见三个球,就必须耍起来;看见两座大楼,就必须在楼顶间走一走。”“只要在钢索上,他就是自由的。”躺在双子楼间的钢索上,嘴角上扬,菲利普有发自内心的喜悦、宁静和幸福。他的内心有坚实而充盈的东西,没有恐惧,也没有虚荣的嘈杂。他不是在表演,更像是在自由地展示属于他自己的一部分。他能平稳行走在高空中的钢索上,因为他内心纯净,因为他和平衡杆、和钢索、和天空、和高楼是融为一体的,因为他在这个时空里完全自洽。“天空环抱着他,海鸥盘旋在他身旁”,微风是大楼间的呼吸,也是他的呼吸。
没有比这更自由更美好的事了。
那么,什么时候,我是自由的呢?或者说,我自由过么?
我十四岁开始远离家乡,强烈要求父母送我来上海念高中,后来去北京、纽约,再兜兜转转回上海。这些年看似自我意识觉醒得早,很早就为自己的人生做选择,但其实仍然只是一个追着标杆往前跑的过程。
十四岁来上海,因为这里有我喜欢的作家,我想来走一走被法国梧桐树遮蔽了天空的马路,想更近距离地感受他们曾经生活于此的气息。十七岁去北京,因为那里有我喜欢的学长,我想在天寒地冻的时候去王府井大街看橱窗里精美的礼品,想在清华园的哪一个路口假装不经意地偶遇他,再若无其事地sayhi。二十一岁后去纽约、去安娜瀚、去新泽西,后来想回北京而不得,是因为那里有我敬仰的精神导师们,我急切地抓着真理的尾巴,想获知未来人生的真相,想知道如何超越窘迫的肉身,去获得真正的自由。
我曾经尝试写短篇,但当我看过学长写的短篇和中篇小说,迅即觉得我不该再动笔,因为我想表达的,已经被表达出来了,不需要多余的文字。我从此放弃了这一种人生可能,而它曾经是我认为我一定会走的道路:在高中时代作文比赛获奖时,在不断看到自己的作文被收录并刊登在选集里的时候,在西湖边收到考试院的电话告诉我要把高考作文也放进当年满分作文集,并且还会为我支付稿费的时候。我曾经以为我可以一直写下去,以为我会一直有读者,以为我能够用文字打开一扇扇人生的大门,在一扇又一扇的门后看见你。直到,我看到有比我更会写,或是真正更会写的同龄人,我的学长,他写得比我好很多很多很多。
我曾经认认真真学习企业管理。我研究小而美的家族企业应该如何向下传承,从家长式管理过渡到职业经理人之路,又如何在规模化经营和匠心品质间平衡得当。为了写论文,我真的去买了一家小酒庄的葡萄酒作为体验。去年看到这家企业上市了,当年董事长的女儿已经成长为非常有决断力的少庄主,这十年他们仍然在踏踏实实经营葡萄酒生意,而且靠着口碑流传,也算是有了一定的影响和地位。他们没有像其他山西煤老板,只是把葡萄酒当做装点门面的东西玩玩票,顺便洗脱下原始积累的肮脏。他们的品牌成长起来了。所以,即便我后来因为在市场营销课的期末考试上拒绝认为王石在汶川地震期间号召每人先捐1元钱是负面事件而被老师打了70分而我从此再也不想学这些虚伪的商科,看到怡园今天的成绩,我仍然为自己的商业价值观感到骄傲。我相信自己的眼光,虽然最终并没能在这条路上走更远。
我还想探索社会企业管理,结果误打误撞进了做罕见病的非营利机构,结识了一群“稀奇古怪”的朋友,有些友谊甚至延续至今。十年前在瓷娃娃实习的时候,我第一次大量阅读了黄凯文存在公盘里的各种学习文章,虽然我当时已经是个十足的愤青了,但在看到各种有关“公民社会”的文章时,还是深受震撼。“对少数人权利的保护,从根本上体现了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文明程度”,黄凯文说的这句话一度被我收藏,认为是牛逼得不得了的观点,要用来指引以后奋斗的方向。那个时候开第一届瓷娃娃全国病友大会,我明明只是个小小的项目助理,但是却激动得不得了:我们竟然只花了几万块钱办了那么大的事儿,请了那么多患者家庭和媒体记者来,送了那么多特仑苏牛奶!后来才渐渐明白,这些都只是光环,瓷娃娃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日复一日的疾病宣教、政策倡导需要极强的耐心和信念。患者权利缺失也是真实存在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北京地铁号称有无障碍服务,那天,黄凯文带着瑞红姐姐和我们出门,他坚持要求地铁工作人员启动无障碍设施,帮助瑞红姐姐坐在轮椅上下台阶。那个地铁入口的台阶特别长,无障碍设施几乎就是个陈旧不堪的老古董机器,在巨大的噪音下,嘎吱嘎吱地把瑞红姐姐和她的轮椅以缓慢的速度送到了地下一层。平时都是有说有笑的工作伙伴,但是那一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瑞红姐姐的委屈,在中国坐轮椅出行是极其不方便的。后来在美帝,看到公交车经常停下来帮助使用轮椅的人上车,乘客还都习以为常时,我才真正明白什么是“少数人的权利”。瓷娃娃的实习的确改变了我以后的人生方向。有一年,《此间的少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放映,我特意和小伙伴一起坐几个小时的灰狗去巴尔的摩看,那天晚上我们挤在陈岑的公寓里,喝着啤酒,忧国忧民,回想起瓷娃娃的实习岁月,纷纷感慨我们的人生再也不能像去实习之前那样了。我们的价值观已经被改写,我们注定要在以后的岁月里做些什么。
沿着“公民社会”这盏灯,我去了纽约,在哥大非常“左”的学院里,每天研究美国的弱势群体:LGBTQ、单身妈妈、吸毒/贩毒少年、流浪汉、精神分裂者、老人......我去全美国最糟糕的南布朗克斯社区的就业中心实习,在那里每天接待各种非法移民的Foodstamps和Medicaid申请,那是美国经济还在谷底的一两年,整个美国还在经济衰退的阴影之中。我每天出地铁站时,都能闻到大麻的味道,还能看到各种行迹可疑的人在向路人兜售大麻,抑或是其它毒品。我会把手紧紧放在衣服口袋里,那是从一本书上学到的,可以让人以为我的口袋里有枪而不会贸然侵犯我。其实这种担心很可能是多虑的,只有一次,我在过马路时,迎面走来一个彪形西裔大汉,突然冲我大喊了一句,我正不知所措,最后听清楚他喊的是“youaresofuckingbeautiful!”。每天中午去吃中餐厅的buffet,看到那条街唯一一个华人小哥,还是个非常帅的小哥时,我都觉得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而我们究竟是如此不同。这可能和前段时间《美国工厂》里福耀美国管理层来看中国尾牙时的感慨如出一辙,但感慨的对象却是对调的。后来去SouthBronx一家公立初中实习,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到处都是烧得黑糊糊的房子,夏天的马路上,消防栓被打开,粗粗的水柱肆意奔涌,很多西裔孩子在那里冲凉、玩耍。一派萧条的景象,而我还要帮助学校老师组织“少女性经历交流小组”,指导她们如何正确规划第一次性经历,如何避免意外怀孕,成为下一个单身妈妈,还要以一种非常谨慎、委婉、不苛责的方式。
我曾经以为我会成为一个“公民社会”的斗士,然而究竟没有。在“左派”学院里,我逐渐意识到,我本质上是个保守派、市场派,或者说新保守主义的拥簇。我拒绝参加“占领华尔街”活动,拒绝在一个经济发展迟滞的社会里鼓吹越界的“民主”与“自由”。
我每天看徐老师和他朋友们的评论,读“查尔斯河畔看中国”系列。我在思考,对岸的中国,更需要“鼓吹”,还是“制度”,更需要“承诺”,还是“行动”,更需要“虚假的民主”,还是“真正的契约认同”。?准备博士申请的几个月里,我数次崩溃。比较政治学不再是研究的中心,当时所有顶尖学院都不再拨款资助传统政治学研究,在美国经济最衰弱的那几年,政治学领域还在招收博士候选人的方向是:全球军事武装布局研究,诸如此类。这意味着,政治学研究的根本:人性、文明,在当时不再是被信任的出路,人们更相信或是更恐惧武力手段。最终,我没有等到目标学校给我的通知。
那之后,我偃旗息鼓,认真回归教会生活,看那些才华横溢的人们,是如何把自己“枉费”在真理上,去思考我们究竟为何为活,我们的世界要往何处去,以及在这样的终局里,我们如何体面、自洽。在一些精神导师的身上,我再次看到了喜悦和宁静。如果非要总结,那么这最后半年的偃旗息鼓,是我迄今为止人生收获最大的一段时光,我内心的火焰被平息,不论是“公民社会”的,还是“新保守主义”的。
最后,我差一点去做时装贸易。我人生中唯一一次正儿八经准备的面试,是在纽约曼哈顿的四季酒店,我穿着当时自己最贵的MarcJacobs的羊毛大衣,去见后来颇负盛名的国内高级定制时装所在集团的老总。这之前,我在新泽西,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在门口草坪上和这家集团的人力资源总监聊了两个小时的跨国电话。我甚至给这个高定品牌写了几百字的中文广告和品牌价值文案。我在四季酒店面试快结束时,还看到旁边有另一位打扮时髦儿的意大利设计师拿着厚厚一沓手稿在等候。集团老总认为,我应该去意大利做高级面料的引进和采购,去米兰和巴黎帮助拓展时装屋旗舰店,未来在更多时装周上亮相。但他同时强调,不需要过于激进,慢慢培育品牌影响力就可以。非常layback的调性,是我当时中意的商业价值观。年薪可以给到30万,这在当时已经极富吸引力。一切都顺利得不得了。
但我后来还是没有去,因为集团要求一半时间base在深圳总部办公室,而主任当时已经敲定回上海工作的offer。现在,我工作附近的商场里还能看到这个集团旗下的成衣品牌店,每次经过时,我都在想,这是我放弃的、错过的另一种职业可能。如果七年前,命运的转轮偏离一些,此刻,我就不是在这里匆匆吃沙拉再回去后面的写字楼里画演示文稿准备项目汇报,而是,在这里视察店面,计划秋冬时装周的主题了吧?那么这种人生,是否会更加轻松呢?还是宇宙能量守恒,我们最终都会被剥夺、被引导去我们命定该去的地方?
追着标杆向前跑,能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但这个自由还不够完整。毕竟标杆只是一种牵引,毕竟这种奔跑不是真正从自己释放出的能量。后来兜兜转转回上海,我发现自己再也没有标杆了。
余下这七年,离开药企,在医药医疗咨询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一度认为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放逐:没有文学、没有艺术、没有政治学、没有我熟悉的一切。我在一个全然陌生的领域,在巨大的专业图景里,在繁杂的细节里,在一张张excel表格里,模型里,ppt里,放逐着自己、也成长着自己。我厌恶贪婪的商业价值观,拒绝为谎言背书。我反对重复的商业模式,拒绝向简单高效的理论妥协。我是一个不安分的小螺丝钉,即便不能发声,但我也渴望通过每一张ppt和excel去呼吸、吐纳、声张。我曾经拒绝向“大数据”谄媚,拒绝向订单模式屈膝,拒绝很多我认为华而不实的“插件”,如果我们不能创造价值,只能在一个个项目订单中彼此消耗、左右手交易,并以此来等待时间的流逝,那么我拒绝加入这种毫无意义的消耗。
看起来是非常固执、保守。而在这样的时代里,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固执、保守更负面的评价了。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创造价值呢?或者,哪怕是有可能、有希望创造价值呢?我会第一个冲锋陷阵。我不害怕失败,也不再爱惜羽毛。因为我越来越意识到,订单量、业绩只是一个符号,他人的评价只是空中楼阁。只有你的信念能够为你指明方向:如果宇宙注定是一场巨大的消耗,那么在这个消耗的过程中,如何让70亿人更有尊严?如果我们注定无知,那么,能否让无知产生更少的伤害,带来更多确定的价值和尊严?
医药医疗咨询最终只是个皮囊、名称。我们服务于客户,客户服务于患者、社会。所以我们最终服务于患者和社会,服务于中国的患者和中国社会,也服务于全球的患者和社会,最终就又回到了我们自己、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每一个人。这和我当初想从事文学创作给人思考、做社会企业、做“公民社会”给人平等权利、做政治学给人制度、做时装贸易给人舒适审美,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我们最终是在,帮助我们自己,帮助人类社群,寻找更好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方式。
更好地活着,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本质。从有尊严的生命的延续中,寻找人类命运的缘起和未来,去了解也许存在也许不存在的更大宇宙的奥秘,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本质。那么,写字有时、跳舞有时、愤青有时、温柔有时、ppt有时、excel有时、时装有时、咨询有时,就都不重要了。
在几个月前写《中国罕见病药物可及性报告》的日子里,我每天都在反复折磨自己,每个字每个字地抠,不停地问自己:还有什么漏掉的信息么?有没有夸大其词的地方?是不是还可以更客观更严谨?个疾病确实就只有这些药在中国上市么?把所有疾病的药物都梳理出来,是不是可以马上引起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