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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归乡都是个非常调动人情感的话题，所谓“乡情”，所谓“亲情”，都已经被逐渐内化成一个精神符号，成为牵引游子的风筝线、成为温暖旅人的心头灯。

但我想，返乡不是一个被“温情”充满的单一话题。人们从不同地点回到自己久未居住的故乡，当最开始的新鲜感被打破之后，人们不得不接受与自己之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生活习惯。伴随时间延长，人们的耐心也在逐渐减少。

今年的一场疫情，将我们与家人牢牢捆绑在了一起。在越发狭窄的活动空间内，在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生存压力之下，我们不得不去磨合、不得不去碰撞、不得不努力收敛我们难以相融的爪子和牙齿，不得不去共同面对未知的一切。

我想，疫情是一道铁笼，我们都是其中的精神困兽。

01

我们家的户型很狭长，厨房、餐厅、客厅、飘窗阳台，一路贯通，当所有的门同时打开的时候，就像是一道长长的跑道。

为了写这篇返乡记，我特意用步子量了一下，不注水地走完全程，一共需要35步。

在疫情这段时间，我曾经无数次的在这条“跑道”上踱步——来来回回地走、沉默地走，脑子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思考：愉快的、困惑的、焦虑的、兴奋的。

每一次走完，都会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02

春节前夕，疫情最开始的那些日子，我们还在忙着在年画市场卖年货，每天和城管你追我赶，在大马路上上演生死时速，折腾得不可开交。

今年的钱不好赚，还没收到疫病侵袭，我就未卜先知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疫情真正来临的时候，防控隔离的指令从京城长驱直下，很快就到了我们这个不知名的小县城。我和父母从家里收拾出了之前库存的医用口罩，数了数，一共不到两包，三十多个。

在当时，我们乐观地认为这三十多个口罩已经足够了。当然，如果在之后只是安安生生地待在家里，这些口罩可能足以应急。毕竟谁都没有预料到，之后的日子里会发生些什么。

《当幸福来敲门》中有一句台词：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是什么味道的。我当时想，查尔斯诚不欺我。

大年三十，我们照例忙到下午才收摊，本来以为这些日子的辛苦可以告一段落，可没想到，当天晚上我妹妹就发烧了。

当时正处于疫情极其紧张的时刻，大家都取消了外出和拜年的计划，精神每天都高度紧绷着。好在，我们都清楚新型冠状肺炎的基本症状，并没有草木皆兵到认为这一定是新冠的地步。我妈和我妹身体一直不好，今年冬天两个人已经陆陆续续发了很多次烧。所以这次与其说是感染新冠，倒更像是因为最近风吹日晒，感染了风寒。

在那个关头，医院。好在家里有足够储备的退烧药，只能先吃药把烧退了。折腾到半夜，妹妹终于恢复了正常体温，我们都松了口气。

除夕夜，大家都没怎么休息：收拾完卖剩的货、平账记账、又照顾我妹吃了药。大家都筋疲力尽，随便做了点什么草草吃过。往年最受欢迎的春晚今年倍受冷落，只能孤零零地在电视里歇斯底里。只是偶尔有人过去瞥两眼，再后来因为影响了病人休息，很早就关了。

河北因为毗邻首都，环保一向抓得紧。今年，政府又放了话，春节期间，禁止燃放一切烟花爆竹。

禁令一下，人们炸了锅。有人起哄、有人骂街，但不管怎么样，政府禁燃的大红条幅很早就在街头巷尾拉起来了，相比之下，城建局挂在路灯上的红灯笼和中国结倒像个可怜的配角。年货市场里，每天都有车子驮着喇叭用机械音循环播报着：春节期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这个除夕夜，没有烟火。零点的钟声，没有人听见。

凌晨时分，我站在家里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融入寂静的黑暗，好像想不出一个更有仪式感的方式去向旧的一年告别。我只是静静的看着。疲惫了一年的城市终于在今晚熄灭了大片的灯火。远处的单元楼还有几个亮着的窗户，在黑暗的背景下，就像一堆斑驳的马赛克。

我想，我们一年都在奔波，一年都在奋力的生活，只是希望下一个措不及防到达的时候，我们可以比之前更挺拔一些。仅此而已。

03

期待中的病情好转并没有到来，第二天一早，妹妹的体温又重新摇摆在了37.5度左右。更糟糕的是，从大年初一中午，我妈也开始发低烧。

家里的氛围在这个时候，终于开始慢慢压抑起来了。但没有人愿意去提及“新冠”这两个字，我们都细心地避讳着、默契地沉默着，照顾病人、收拾家务。

一直以来，我们都对感冒发烧司空见惯，恐怕不会有人想到，在年初，发烧会变成一件这么可怕的事情。在疫情的大背景下，发烧已经成为了一件让众人惶恐的符号，人人避之不及，人人引以为耻。

但我想，我们还是应该努力保持乐观的。不管怎么样，我们没有任何武汉接触史，当时河北省没有任何新增病例，干咳、乏力的典型症状也并没有出现在我妈和我妹妹的身上。

然而这些颇具说服力的理由并没能把我皱皱巴巴的心情熨平。因为最让人糟心的是：烧，一直都没有退下来。

现在回忆起那段时间，真的是一个心理防线逐渐崩溃的过程。病人的情绪一直不稳定，尤其是我的妹妹，胆子很小，每次一测体温就吓得哭鼻子。后面几天，她的眼睛一直都是通红的，不知道是烧得还是哭得。

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崩溃形成了一个可怕的循环——越是发烧越是恐惧，越是恐惧，越没有力气去对抗病魔。

那几天，她不止一次地带着哭腔追问我：“姐，我得的不是那个新冠吧，不是吧？”

谁也不是医生，而且我想在那段时间里，就算是专业的医生，也没有把握凭借表面观察就确诊一个病人是否得了新冠。但在当时，我竟然还能故作玩笑地的说：“不是不是，想什么呢？你又没去过武汉，而且你这症状跟那个什么新冠肺炎八竿子打不着。”

鬼知道是谁给我的底气。不过这话虽然说得相当不负责又没有说服力，但是糊弄一个11岁的小姑娘绰绰有余。更何况，于她而言，这就是安定情绪的良药，是崩溃泥沼中的救命稻草。

从正月初一开始，两个人的体温一直起起伏伏，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了四天。这四天里，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疫情好像比我们想象中来得更快，十几个省市的沦陷好像就用了短短几天；比如政府调查出仅通过公共交通工具，我们县今年就有五百多名武汉返乡人员；再比如，石家庄出现第一例确诊病例——也是第一例死亡病例。

那些“与我无关”的说辞，在一瞬间都变得分外苍白无力。

对于我们来说，这四天是无比煎熬与漫长的。家里有两个病人，两个八十多岁的老人，都需要照顾，都需要安抚。那几天县城一直处在完全封闭的状态，没有人愿意去迈出房门，更没有人胆敢去收治发热的病人。再后来，药店开门了，但拒绝出售任何退烧药。我们动用了一切熟人资源，翻遍了通讯录中所有医生的电话，请求这些医生根据我们描述的症状给妈妈和妹妹开些药，然后我爸拿着这张单子，医院排队把药买回家里。

在这里说一个小插曲，我们家住十四楼，同一单元的六楼住着个开门诊的大夫。当时情况特殊，家里还为要不要去找他们看病纠结了很久，最后因为妹妹一直哭闹也没有去成。在后面的几天，我们县有了第一例确诊病例，这位大夫因为曾经在门诊收治过这位患者而被隔离了，我们长出一口气，悄声说了句“幸好”。

尽管病急乱投医，我们却迟迟没有等到病情的转机，伴随而来的是越来越深的疑虑。再到后面，面对妹妹的追问，我也不能果断轻松地说出“不是”这两个字了。

未知与猜测往往是最可怕的，就像大多数恐怖片里，最让人胆颤的不是那个猛然出现的鬼面，而是在这之前无尽的静谧与黑暗。

04

正月初五晚上，我妹妹的体温终于压抑不住，升至38.9度，当晚10点钟，我的父母带着医院。

我在家里尽量平静地等待着消息。其实很早之前，我就将最坏的结果想了一遍。经历了一系列心理斗争之后，我想通了，就算真的是感染了疫情，还不是得该吃吃该睡睡、该看病看病，日子每天照样过，天也塌不下来。

但是凌晨两点，医院打来的电话时，还是怂了。

当时我本来也没睡着，正用一个滑稽的姿势蹲在床上，紧张兮兮地听着电话。电话另一头，我爸用低沉的语气说：“你妹妹刚刚拍了个片子，是间质型肺炎……”

我没什么医学常识，听到“肺炎”两个字心提溜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儿，赶忙问道：“间质型肺炎跟现在的新冠肺炎有什么关系吗？”

我爸淡定地表示：“没什么关系，压根儿就不是一种病。”

我经历了心情的大起大落，终于崩溃道：“爸你能不能说话不要大喘气啊？”

我不知道我爸在电话那头有没有体会到我的情绪波动，但不管怎么样，这件事也算是过去了。我妈和我妹都拍了肺片，确定和新冠无关，心情也都安稳了下来。然后就是惯常的开药、打针、长达十天的住院治疗。

医院，又是春节期间，医院里员工大多数都没上班，一天三顿饭都得从家里带。我们分工很明确，医院陪床，我负责在家里把饭菜收拾好，然后蹬着吱呀乱响的自行车给他们送到病房里。

医院并不算远，充其量也就三四个十字路口的距离，但那段时间轰轰烈烈的隔离举措闹得正欢，网上“河南姥爷”和“关公大刀坐镇”的硬核事迹更是把大家封锁一切可疑人员的热情彻底点燃了。基层的管理者们都撸胳膊挽袖子，像个门神一样黑着脸把守在各个出入口，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

于是乎，我每次出门都要穿越层层封锁，接受几重盘问，把各个牌子的酒精消毒水都试了个遍。以及，还很多次极其不幸地被堵在了自家小区门口。

寒风瑟瑟中，我扯着嗓子，给距离八丈远——还有点耳背的看门儿大爷解释：大爷啊，我真的不是从武汉来的。

05

医院的时候，已经收敛好了一切情绪，只留下隐隐约约的紧张。

医院分别作医院与密切接触人员隔离点，一般的病患都被分别安医院。医院年代久远，设施都比较陈旧。这些年，在经历各种魔幻的拆拆建建之后，医院的新旧建筑被迫拥抱在一起，看上去竟然别有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

我手上还残留着消毒水的气息，一面拎着饭盒，一面穿梭过狭窄的走廊，医院里寻找着儿科发热病房。

医院里的人比我想象中要多，走廊两旁的座椅上都坐满了抱着孩子的父母，时不时传来几声小孩的哭闹。走廊里消毒水的味道很冲，很多人在来来回回地走着：端着盆子、碗筷、尿壶，攥着收据、药单。所有人都带着口罩，只露出两只的眼睛——沉默而又看不出悲喜。我们的目光有时不经意碰撞，又匆匆擦肩而过。

医院里条件并不好，妹妹和另外一个五岁的小男孩儿挤在一间老旧的病房里，整个房间只有一扇小小的窗子，一整天都需要开着灯。陪床的家长们只能在地上铺些泡沫垫，抱着家里带来的被子和衣而睡。医院里，除了吃饭，口罩一天24小时都不能摘。

我去的时候，隔壁床的小男孩刚刚打完点滴，正漫不经心地摆弄着手里的玩具车，一双眼睛巴巴地瞅着我妹妹手里的平板电脑。他的父母守在一旁，看上去还很年轻，但眉眼间都带着淡淡的疲惫。

大概是同病相怜的缘故，我们对视时，都看到了口罩后面的眼睛里露出的和善与笑意。

我想，现在在这些病房里的人，应该都有过那样一段求医不得、求药无门的崩溃经历；应该都体会过那种胆战心惊、不知所措的煎熬；也应该都感受过从命运手掌缝隙中逃脱出来的庆幸。

不同于劫后余生的狂喜，这种庆幸只是更加深沉地隐没在心里，化为一声轻轻的“幸好”。

06

隔离在家里的日子并没有带给我们想象中的平静与惬意，而是加深了我们每个人的焦虑。

说一个个人观点。在疫情期间，想要调养生息、享受生活，前提是你得拥有足够的积累与稳定的收入来源；想要心态平和，天天乐呵，前提是你得身体健康，性格阳光；想要放肆一把，干些自己之前没干过的新鲜事儿，前提是你没有什么重大的任务压力，是闲人一个。

试问全中国有几个这样的人？

不管网上把大家宅家的生活描绘的如何精彩惬意，这段日子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都是一个净支出的过程——城市停止运行了，但人还喘气儿，得吃饭穿衣喝热水，都还保持着最正常的生理需求。生存成本不变，收入清零，疫情结束遥遥无期，人们不禁忧虑，手头这点儿余粮还能撑到几时？

人们开始默契的转嫁压力。这种压力在不同的关系链条中层层推进、一路畅通：商店涨了物价、房东涨了房租、老师留了更多的作业、父母有了更多的唠叨……对应着，网上也有了更多的戾气。人们不约而同的被焦虑炙烤着，也不约而同地将焦虑传递给更多的人。

我们家同样未能幸免。门店的房东涨了房租，还顺带坑了一大笔水电费。气愤无奈之余，我们只能愤然搬出，另寻去处。

搬家不是件轻松的事情，装车、卸车、搬搬抗抗、打扫归并……各种琐碎的活计堆在一起。每天都是灰尘满面，每天都是一身的疲惫。

疫情给了我们装修安置的缓冲期，但这段时间物价人力都涨的飞快。房租装修水电费，再加上这来回一折腾，小半年的本钱都饶进去了。再加上疫情期间，人们大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店铺迟迟开不了张，就算开了也没有进项。这时候想赚钱？不赔钱就是好的了。

前段时间为了给母亲和妹妹看病，家里开销不小，谁知道现在又遇到这样一件棘手的大事。那几天，我听父母叹了无数次的气，为了和新房东商量好合适的房租焦头烂额，为了买点便宜的装修材料求爷爷告奶奶。而且在特殊时期，几乎很难雇佣到价格合理的工人，家里劳力不够，想要请人帮忙又不知道如何开口，父母只能在家里来来回回踱着步子发愁。

在灾难面前，人总是显得格外渺小。那些在安定平稳的年代好容易积攒起来的信心，都被沉痛的现实击打得一塌糊涂。我曾经乐观地认为，我们家是那种最安安稳稳不起风浪的普通人家，家里的经济实力可以支撑我们安心去做一些想做的事情。但现在，我不得不去被迫思考最基础的生存问题，思考更加残酷的现实与未来。

07

妹妹今年小升初，但学习的排场却甩了我当年高考几条街。这段“停课不停学”的日子里，每天除了学校日常的网课，她还要上我妈给她报的两到三门升学考试的线上辅导班。林林总总的课程从早上八点排到了晚上十点，别说出去玩了，中间连吃个饭都跟打仗似的。

每天一大早，我还在睡眼惺忪的时候，就能听到她手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