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期间，大量新闻报道和媒体、自媒体信息涌入视线，牵动人心。作为普通读者，我们有过焦虑和愤慨，也有过欣慰和感动。除了第三方视角的分析和研究，我们也好奇专业媒体人们如何看待这次疫情下的媒体传播和舆论表现？在他们眼里有哪些可圈可点，又存在哪些不足？

为此，SEED将研究过程中对4位专业媒体人的采访手记做了整理，在此尽量保留原貌呈现。这4位受访者分别是：前南都人物周刊高级主笔、哈佛尼曼学者杨潇，《十三游》制片人及导演、前《单读》副主编刘宽，前公益人、资深传媒学者L和疫情中参与重点稿件撰写的央媒编辑M。

希望这篇采访手记，能带给你些许思考和启发。

*采访内容仅代表受访者个人观点，不代表SEED立场。

本篇文章字，预计阅读时20-25分钟

杨潇

自由写作者。曾供职于《时尚先生Esquire》杂志、《南方人物周刊》和新华社。其作品曾多次获得《南方周末》年度致敬等独立新闻奖项。届哈佛大学尼曼学者。年中德媒体使者。

SEED：您对新冠疫情期间媒体报道的整体印象如何？

杨潇：有一个特别强烈的印象--感动。市场化媒体在过去三四年里，一直处在衰退状态。这个大趋势是从年开始的，当年很好的市场媒体这些年来一直在萎缩。一些专栏文章发出“新闻已死”的哀叹，认为调查记者已经没有发挥余地了，硬新闻在中国已经没有什么空间可做了。

所以这次我挺感动的。通过这么一件大的事情，让大家看到中国市场化媒体是非常了不起的。在一个已经奄奄一息的状态下，给他们一点点空隙就立刻活过来了，立刻以满血的状态投入到报道中。

从时间线可以看出，从最早的事由钟南山进行表态，开始引起重视，之后市场化媒体的行动是很快的。表现最突出的就是财新和三联两家媒体，第一时间就派了记者过去。应该是在1月22号，财新和三联的两篇稿子就同时坐实了武汉当地有瞒报的情况。从稿件写作角度看，从20号到22号的成稿，是非常快的。我觉得这两家媒体非常有胆识，用窗口期发出了很多第一线的报道。这些很真实的报道，非常解渴。当然，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媒体加入了进来。

SEED：我们了解到您在汶川地震之后到灾区一线做了报道，当时您的体验如何？

杨潇：当时我自己报道的重点是北川中学，对那里有比较详细的了解，但也只是一个管中窥豹的状态。

新冠疫情和汶川地震这两个公共事件报道，比较明显的对比是汶川地震时期记者蜂拥而至。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是，（汶川地震）当时去的记者大多是很成熟的记者。从他们的报道成果来看，基本上第一波3-5天之后，所有的周刊就会发出很多来自现场的一手报道；第二波大概10天左右所有的调查报道都出来了。现在，总体感觉是一线记者都比较年轻。

一线记者年轻化这点当然也很正常。十二年过去了，新的媒体也已经年轻化了，这是一个客观现象。但是从内部的角度来看，这也意味着“传帮带”的消失：因为纸媒的萎缩，现在的很多年轻记者是没有师傅带的。不管是写特稿、非虚构还是调查报道，其实方法论是非常重要的。这种“传帮带”的消失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和十年前比，或者和十七年前比，我感觉媒体的重要性或者媒体工作者的自我认可度大大降低了。这里面有网络冲击的原因，也有一些其他原因。比较起来，这次疫情中反应比较快的媒体，是有着相对专业的公共报道经验积累的。一般的周刊或者日报不太会有专门研究这一块的记者，估计当时就是两眼一抹黑。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样大事件的经历对年轻记者可能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能够显著提升他们的职业成就感。

只有在这样的事件、在这样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特别切身的感觉。你会觉得硬新闻是如此不可或缺，你会觉得媒体是公共利益的守望者。平时大家可能觉得硬新闻枯燥、不太关心，但是真正在这个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特别重要。

SEED：您刚刚提到了真实，真实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对媒体从业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杨潇：真实就是一切。所有的操作都不可能穷尽一切真相，但是不妨碍你去为它付出努力。

最重要的就是去到现场，去追踪不停滚动发生的事态，去做第一线的报道。我们现在处在的一个很糟糕的信息环境，大家都不太看信息来源。在这种有很大潜在威胁的公共事件报道中，当然要考虑到不能加剧民众恐慌这个原则；但最最最核心的，还是真相。

SEED：我们注意到这次传统纸媒采用了很多网络媒介进行新闻报道。您对传统媒体通过新途径表达有什么看法？

杨潇：其实现在已经很难截然区分出一个传统的市场化媒体究竟是纸媒还是一个其他媒体。我认为财新网是纸媒起家的传统市场化媒体中很健康的运行模式，paywall（付费墙）的模式。

因为过去一百年来纸媒赖以生存的广告模式其实已经崩塌了，现在的考验是看谁能离开这个传统广告模式，去寻找一个新的模式。目前有很多媒体在卖信息，甚至还有一些媒体依靠舆情公关盈利。你也可以将他们视作一个转型，但是这绝对不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转型。回到一个让读者来付费的角度，其实是一个挺勇敢的选择。

至于说纯粹网生的这些媒体，我觉得它们这次在与公共利益相关的报道中表现欠佳。这有很多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新闻资质的原因：他们没有采编权，只能打擦边球。所以没有看到网络上做的特别好的。

SEED：您作为前媒体人，假如自己参与新冠疫情下的公共新闻报道，会考虑哪些因素？

杨潇：我是做特稿记者出身，所以是不做即时报道的。即时报道在当下需要扎扎实实地回应最核心最滚烫的问题，比如说社区问题、红会问题、重症患者为什么没法得到收治的问题、为什么武汉政府要限定时间点进行收治、实际上做不做得到等等。

从特稿选题来说，我可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