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

记者马旭蔡黄浩

有人说，疫情下的武汉人有九百万种心碎。其实大多数疫情亲历者都有着不一样的烦闷与焦虑：因疫情被隔离在家，出门买菜都要排队“预约挂号”的烦闷；亲友感染新冠肺炎离世，未亡人无力的痛苦；疫情的消息不绝于耳，心中的恐慌与焦虑无人诉说……这一切心碎正如风暴般席卷而来。而对于正处在风暴中心的武汉一线医务人员及新冠肺炎患者们，他们的心理状态到底如何？正在面临哪些心理问题？受到何种帮助？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连线上海援鄂多位心理专家，听他们讲述疫情前线情况。（图说：上海第九援鄂（心理）医疗队带去武汉的物资，蔡黄浩摄）后怕到武汉后，上海市杨浦区精神卫生中心一病区副主任杜宇锋碰到的第一个患者就十分棘手：一位疑似老年痴呆的阿婆。阿婆是从养老院送来的确诊患者。当晚进入病房后就不肯戴口罩，医生护士尝试了四五次都被她扯掉，给她吸氧，她也要把氧气管拔掉，还在病床边上小便，行为紊乱，吵了一整夜没睡。“当时她不仅要拔自己的氧气管，还想去扯掉护士的面屏，还好没成功。”杜宇锋说。（图说：杜宇锋正在与病人交谈，受访者供图）值班护士跟杜宇锋说起此事时，脸上还带着些许后怕。“当时可把我吓了个半死，但她是在我的病房里就诊，那就是我的职责，她抗拒、不配合是一回儿事儿，但我该做的还是要做好。”护士说。“这里的医护人员跟我说，这其实不算大事儿，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当地的一位呼吸科护士跟我说，去年12月底呼吸科就开始看肺炎病人，后因为病人增多，今年1月7日医院成立了呼吸二科。”杜宇锋表示。她告诉杜宇锋，疫情爆发时，可以用人间地狱来形容。有些病人和医护人员说着话就突然倒地死亡了，看到这些场景，她说“眼泪都流干了，这个病非常可怕，现在都不敢再去想当时的情况。”谈及此事，杜宇锋跟记者轻叹了口气，“还好都过去了，现在疫情好转，当地医护人员的心理状况都好了很多。”（图说：杜宇锋正在巡诊，受访者供图）

对于阿婆的情况，杜宇锋表示：“后来通过和阿婆交谈、做精神检查，发现她的时间、地点等定向能力有问题，虽然检查报告不足，但是综合她的临床表现，考虑她可能是老年痴呆伴发精神行为异常。”

杜宇锋向医护人员建议给阿婆服用相关药物。“用药后她的认知情况有所好转，后来听医生说阿婆转院离开，最新的情况我就不太了解了。”杜宇锋说。（图说：王振在出发前往武汉前接受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采访，蔡黄浩摄）王振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也是此次上海第九援鄂（心理）医疗队的领队，他向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介绍：“这种本身就存在有认知或精神障碍的病人还是比较少的，部分原本就患有焦虑症或抑郁症的患者，他如果一直在服药的话，反而还问题不大，因为药物在起作用，一直在帮助他控制情绪。”王振补充道，“而对于那些因为疫情出现后，焦虑等症状加重的，或者存在认知障碍的，我们也通过会诊的方式及时地调整药物，如果有需要，可能每天都去查看他的症状变化情况，把药物调整到位之后，一般都能稳定下来了。”（图说：王振正在给队员们打气，受访者供图）思家虽然对家人万分思念，可因为疫情，却是想见而不能见！前几天，杜宇锋曾给一位中年女性患者紧急会诊。“她当时情绪出现波动，说是要跳楼，接到消息，医院。”杜宇锋说。杜宇锋告诉记者，这位女性患者之前经治疗后，核酸检测曾呈阴性，后来复查核酸又显示阳性。前两天再次复查核酸后，她有些等不及便向医生询问结果，被告知疑似阳性，需要等待正式报告才能确定。“当时她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动了起来，才有了自杀的过激言语。我跟她聊天时，通过共情及呼吸放松训练后，她的情绪趋于稳定，评估该患者无明显的消极自杀自伤风险后我才离开，这几天也在对她进行随访。”杜宇锋说。（图说：上海第九援鄂（心理）医疗队队员们正在讨论工作情况，受访者供图）再次见到该名女患者时，她对杜宇锋明显更多了几分信任，“我想早点回去，主要是想照顾家里爸妈，我父亲患有心脏病，昨天晚上还有过急性发作，我真的很担心他们……”她告诉杜宇锋。“她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印象深刻‘我只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不然就能早点出院去照顾他们。’”杜宇锋说。（图说：医院设立地“心理咨询工作室”对医护人员开展面对面心理咨询，受访者供图）除了患者，隔离病房内的医护人员们同样与家人们分别已久，上海市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五病区科主任周丹在武汉就曾接诊过不少思家心切的医护人员。“现在隔离病房工作的医护人员为了防止交叉感染，基本都是自行独居。这种分离问题不可避免，但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下，人又很容易孤独，对家里人想见而不能见的状态是挺痛苦的。”周丹表示，自己曾最近接诊过一位负责隔离病房的护士。这位护士家里有两个孩子，已经一个多月没见过他们了。“不仅是隔离的需要，即使没有规定，她也不敢回家”。周丹称这位护士曾发过一次烧，虽然后来查明就是普通发热，但她自己心里却一直不踏实。“牺牲我一个人，保了全家也就好。就算我是感染了新冠肺炎，最后死掉了。但家里人没有病，那我也就满足了。”这是该名护士跟周丹说的一句话，让他至今回想起来都觉得悲壮与辛酸。说到这里，周丹停顿了一下，“不过疫情之下，每个平凡的人在他平凡的岗位上所作出的贡献又谈何容易呢。就像是我所住宾馆的清洁阿姨，因为缺乏人手，现在一个人要负责一到七楼所有的打扫，但她还是一直坚持了下来。大家都为了一个目标，战胜疫情，早日回家！”（图说：2月21日下午周丹与同事们从虹桥机场出发驰援武汉，蔡黄浩摄）忧虑“我有没有好彻底？我出去后会不会传染给别人？”这是临近出院的患者最常向医护人员询问的问题之一。“他们特别敏感。”程文红告诉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程文红医院心理科主任、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科副主任，同时也医院心理工作组的组长。回忆起刚与雷神山病区内的患者接触时的场景，她至今觉得有些心疼。（图说：程文红在病房内看诊，受访者供图）“刚见面的时候，他们就使劲地夸我们，也不提什么要求，非常有礼貌。甚至有的患者你明显能够看出来他需要一定的心理援助，但你去帮他的时候，他会说‘你们已经很不容易了，就不要为我再浪费资源了’。”程文红说。这种小心翼翼的分寸感让程文红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她隐隐约约感受到了这背后的不自信，因为身患新冠肺炎，具有传染性，让他们害怕被拒绝、被嫌弃。如何提升患者们的自信，成了程文红